• 汉语文教育传统与汉语教育的民族化方向(二)

    谨以我14年前的一篇旧作(19973月完稿,19991月发表),第三次回应荒原狼先生对“语文教育民族化”的批评,以期同仁交流商榷#此前在首页部分显示#(参见本博客《走进深山看风景》及评论(留言)、《阅读,使你获得心灵的自由》及评论(留言)》、荒原狼先生博客《回复张玉新老师》)。篇幅较长,按原文章节,依次发布。 


    汉语文教育传统与汉语教育的民族化方向[1](第二部分)


    原载:《教育研究》1999年第1


    二、本世纪以来的汉语文及汉语文教育变革有其划时代的进步定义,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为面向21世纪的汉语文教育改革提供了历史戒鉴,昭示了汉语文教育的民族化方向。


    19世纪中期,我国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认识到,欧美、日本等国胜过中国,不仅仅在于船坚炮利,更在于文化教育的长足发展与普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语文改革运动便因此而兴起。这场语文改革运动有三个组成部分:针对言文不一致,有白话文运动;针对方言分歧,有国语运动;针对汉字难学难用,有拼音字运动。汉语文改革运动对汉语文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使汉语文教育摆脱了封建教育的桎梏,迈出了书垫的门槛,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教育。毫无疑问,本世纪以来的汉语文及汉语文教育变革,是现代意义的变革,有其划时代的进步意义。但受时代局限,它在革除传统汉语文教育弊端的过程中,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背离了汉语文教育传统,日趋西化。认真总结一个世纪以来汉语文教育变革的经验和教训,有利于我们确认21世纪汉语文教育变革的方向,这是汉语文教育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大问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汉语文教育改革的历史功绩是有目共睹、早有定评的,无庸赘述。本文仅从反思的角度,谈几点粗浅看法。


    1.本世纪汉语文教育变革的最大失误:背离传统,趋向西化。


    就语言文字本身而言,不同种类的语言文字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就母语教育而言,不同民族的母语教育又有其鲜明的人文特征和民族性。这就决定了母语教育的发展,虽然可以借鉴其他民族,却不可抛弃自身传统。而发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汉语文及汉语文教育变革却背离了汉语文特点和汉语文教育传统,走了一条日趋西化的弯路。


    例如语法问题:戊戌变法 (1898)当年出版的《马氏文通》“中体西用”,模仿印欧语法体系建立现代汉语语法体系,而后的现代汉语语法日趋欧化,直至今天的“现代汉语语法教学体系”仍不脱西方语法的窠臼,甚至把这种欧化的“现代汉语语法”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中学文言文教学和大学的古汉语教学中去,流弊日甚。


    例如语体问题: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白话文运动,一方面借助西学之力摧毁了文言文的世袭地位,同时又使现代汉语的欧化成为一种时尚,致使欧化语句在“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俯拾皆是。尽管1934年陈望道与沈雁冰、胡愈之、叶圣陶等有识之士发动了著名的大众语运动,主张白话文必须接近活的口语,建立真正的以群众语言为基础的“大众语”和“大众文学”,[2]但白话文的欧化已是大势所趋。平心而论汉语白话文受欧化影响,表述趋于精密、逻辑性强,却削弱了汉语言简意骸、韵律生动、富于弹性等特点。


    例如汉字改革问题:1892年卢赣章受罗马文字影响,发表了《一目了然初阶》首倡“切字音运动”,以解决汉字识字难的问题。目的是节约时间以掌握西方新知,进而振兴国运。卢赣章认为“切字音”是西方文化发达的原因之一,我们不必“自异于万国”。但他并不主张废除汉字,而主张“以切音与汉字并列”。[3]在早期倡导切字音运动的开明人士看来,“由切音以识汉字”[4]只是汉语文普及识字教育的一条途径,拼音文字只是汉语识字教育的一个工具。这无疑体现了维新派“中体西用”的思想。而后来的“五·四”运动却由此而发展为汉字拉丁化运动,主张废除汉字。这是由“五·四”运动的反封建宗旨决定的。钱玄同认为,只要废除了汉字,就可以对孔学甚至整个旧文化做“根本解决之解决”。[5]而新中国成立后,则更把汉字的拼音化定于一尊,主张汉字改革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整整一个世纪的汉字拼音化运动,今天又复归到“由切音以识汉文”的最初定位上了,这种复归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例如识字教学问题:自戊戌变法颁布《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后,集中识字和使用韵语的汉语文教育传统做法相继废弃。时至今日,为恢复这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已经付出了几代人艰辛的努力,[6]进而普及,谈何容易。


    例如阅读教学问题。传统阅读教学重感悟,故而强调“熟读精思”,重积淀,故而强调吟诵;重语文修养,故而强调博览群书。而今天的阅读教学重分析,故而强调语言形式;重信息筛选,故而强调阅读技巧;重所谓“语文能力”,故而轻视“读”而强调“练”。何为阅读之标,何为阅读之本?哪是外在的招式,哪是内在的功夫?岂不显而易见。


    例如写作教学问题:传统写作教学主张抒发性灵,故而主张“先放后收”、“少改多就”;重文字洗炼、韵律和谐,故而讲究炼字、炼句;重语言熏陶,故而强调“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重整体思路,故而强调立意谋篇。而今天的写作教学主张切近实用,故而有主张以培养观察能力为中心的,有主张以文体训练为主线的,有主张以思维训练为重点的……众说纷纭,各执己见,唯独少有强调推敲语言文字、锤炼文章思路者。试问对于语文教学而言,观察之于表达、文体之于文字、思维之于语言,孰重孰轻?孰本孰末?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一个世纪以来,现代汉语文教育几经变革,先驱呐喊,后继努力,直到20世纪末语文同仁对语文教育现状的一个基本评价竟是“少、慢、差、费”。是因为汉字拼音化的道路没有走通吗?是因为现代汉语语法还不够欧化吗?是因为今天的汉语文还不够口语化吗?是因为汉语文教育在识字教学、阅读教学、写作教学诸多方面对世界其他民族的母语教育经验借鉴得还不够充分吗?是因为我们对汉语文教育传统抛弃得还不够彻底吗?事实恰恰相反。欲求汉语文教育革新,却走西化之路,所谓魏人适楚,南辕北辙。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面向21世纪的汉语文教育应该充分吸取历史教训,针对汉语文的特点,体现汉语文教育的规律,走出异化的误区,回归自身传统。


    本世纪的语文教育变革有着深广的文化背景和独特的历史的原因。


    清代末年西学东渐,光绪中叶变法维新,1903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汉语文教育随之变革。1915年新文化运动爆发,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提倡科学、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废文言而实行白话,中国传统文化被完全否定,汉语文教育传统随之被抛弃。在这样的背景下脱胎出来的现代中国文化和现代汉语文教育吸取了外来文化的营养,却缺乏传统文化的遗传。新文化运动之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无疑有着划时代的积极意义,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先声。遗憾的是,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否定“矫往过正”。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文化革命的先驱们以为非如此不能实现整个社会形态的变革,所以不可能也来不及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汉语文教育传统进行冷静思考和理性总结。


    新中国成立后,汉语文教育改革兴而复衰,至“文革”浩劫,几近废弃。1980年代以来,汉语文教育改革尽管流派纷出,风起云涌,但漠视汉语文特点和汉语文教育规律的倾向并没得到匡正。时至今日,在应试教育的桎梏下,汉语文教育背离传统的倾向日趋严重。


    今天,面对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我们终于觉悟到用民族文化传统来武装自己,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处于世纪之交的汉语文教育应该抓住历史契机,重新审视自己一个世纪以来所走过的道路,确认21世纪汉语文教育的方向。


    2.关于世纪之交的汉语文教育改革的哲学思考:回归传统,走民族化方向的道路。


    从哲学意义上说,汉语文教育改革应该是对语文教育传统的扬弃而不是抛弃,是更高层次上的回归而不是悖反。


    毫无疑问,没有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的发展就不可能挣脱封建思想的桎梏;同理,没有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就不可能抵御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新文化运动形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断层,但附着在这一断层上的传统文化基因并没有也不可能失去遗传功能,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东西方文化撞击中重新获得了他的生命力,这是无庸赘述的。一个世纪以来的汉语文教育变革同样告诉我们:汉语文教育要重新获得生机,就必须正本清源,恢复汉语文教育的本色,从背离传统的道路上走向回归,重新构建21世纪汉语文教育的整体框架。处于世纪之交的汉语文教育改革,没有俯视古今的高度就不可能面向未来,没有纵观中外的视野也不可能面向世界。回归传统并非意味着“复古”,而是哲学意义的返璞归真;回归传统也并非意味着“排外”,而是哲学意义上的更新升华。


    同本世纪初一样,面向21世纪的汉语文教育变革也有其深广的文化背景。西方文明的科学精神和东方文明的人文精神相融合,将成为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21世纪将是东方文明复兴的时代,也必将是汉语文教育传统复兴的时代。我们必须用人文精神的眼光对汉语文教育传统进行重新理解,做好现代意义上的清理总结工作,从而确认汉语文教育的民族化方向。应该指出的是,汉语文教育的“民族化”是汉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必然结果。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必然要有富有活力的传统基因。不对传统与现代化的内涵作具体分析,那种以为现代化必须割断民族文化根源、消除民族个性的想法,是种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陈腐观念。那种以割断民族文化根源、消除民族个性为代价而实现的现代文化,必然是一种失去遗传功能的文化。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弊帚不可自珍,但视国粹为粪土更要不得。针对东西方文化的激烈冲突,有的学者提出了“传统与现代整合”的主张,认为传统文化教育与现代文化教育的“整合”具有对立统一的性质,既要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又要反对“传统文化复归论”。[7]从一般意义上说,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统一无疑是正确的。但就“特殊”意义的现实而言,目前要不要反对“传统文化复归论”,却要具体分析。如上所述,本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以“西化”反传统,虽“矫往过正”却是历史的必然。“文革”浩劫,更欲对传统文化斩草除根,以至“焚书坑儒”的历史悲剧重演。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冲击更是日甚一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如果把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与“反对传统文化复归论”等量齐观,显然不切实际,也是不合时宜的。


    如果能冷静地面对一个世纪以来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激烈冲突的历史和现实,我们就不难得出下面的论断:从宏观的角度看,传统文化教育与现代文化教育的整合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但整合的前提是立足民族文化传统本位。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更新传统,实行“现代化”而不被“异化”。回归传统是面临西方文化冲击的当务之急,回归汉语文教育传统是汉语文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






    [1] 原载:《教育研究》1999年第1期。



    [2] 陈望道:《大众语论》,载《文学》月刊第三卷第二期。



    [3] 卢赣章:《北京切音教科书》。



    [4] 郑东湖:《切字音说明书》。



    [5] 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载《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



    [6] 参见《识字教学改革一览》,《人民教育》1997年第1期至第5期。



    [7]《教育现代化:传统与现代的整合》,《教育研究》1997年第6期。

    时间:2012-01-11  热度:539℃  分类:教学研究  标签:

  • 发表评论

    有 8 个评论

    1. 回复
      fenglong88

      五四运动除了它的建设性之外,它还包含这破坏性和偏激性,这一点往往不被人们认识,而且其破坏和偏激的成分已经转化为很多人的潜意识行为。[quote][b]以下为王鹏伟的回复:[/b]
      物极必反,时代使然,功大于过。反思是必要的。[/quote]

    2. 回复
      邓木辉

      “五四”与“文革”,对“传统”破坏大矣,唯独未动摇官本位![quote][b]以下为王鹏伟的回复:[/b]
      欢迎邓老师光临!“五四”与“文革”的不同在于前者反封建,后者建立新封建;前者启蒙复兴,后者焚书造神。故后者定评为“浩劫”。[/quote]

    3. 回复
      小鱼

      诚如您所言:回归汉语文教育传统是面临西方文化冲击的当务之急。
      1.回归内容?

      2.如何回归,如何救赎(被“文革”,被西化,被异化的汉语文教育传统)?

      期待下文…….[quote][b]以下为王鹏伟的回复:[/b]
      多谢小鱼儿关注。待第三部分作答。[/quote]

    4. 回复
      吴同和

      欧风东渐,对于汉语文教育,实在利弊互见,王先生的反思客观公允。
      邓木辉先生和fenglong88先生提出的观点,我也十分同意。[quote][b]以下为王鹏伟的回复:[/b]
      感谢吴老关注与鼓励![/quote]

    5. 回复
      荒原狼

      1.鹏伟老师连续三次对我进行回复,我把这看做是对我的高看,在此深表谢意!东邪西毒南帝北丐是不轻易出手的,观鹏伟老师虽掌力浑厚,却无杀气,只是点到为止,意在切磋。
      2.对鹏伟老师的深厚功底和严谨文风深表钦佩。但今天不谈优点,只谈不同看法。
      3.感到有两点您没有谈透,一是传统汉语文教育与汉语文教育传统的差异,二是走民族化方向的道路该如何对待西方文化。

    6. 回复
      荒原狼

      4.“本世纪汉语文教育变革的最大失误:背离传统,趋向西化”。把西方伟大的人文精神丢了,只是一些语法语体以及教学方法上的西化,能叫西化吗?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世纪,我们先向苏联学,而苏联并不等同于西方;文革不但是传统文化的浩劫,也是西方文化的浩劫;改革开放后语文教育是应试化。可以说50年里中国从来没有过西化。本世纪西方大师如群星璀璨,而中国除鲁迅外,谁敢称大师?
      5.“没有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就不可能抵御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我认为语文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完善人格,既不是为了回归传统文化,也不是为了抵御西方文化。无论是民族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只要有利于学生人格的健全发展,我们就应该放手“拿来”。

    7. 回复
      荒原狼

      6.“西方文明的科学精神和东方文明的人文精神相融合”。我认为此提法欠妥,因为仅就人文精神而言中国也不如西方。
      7.“21世纪将是东方文明复兴的时代”。我认为此话没有有力的证据。
      8.我对任何民族化的提法都有些反感。二战期间,德国就是利用日耳曼民族精神,日本利用大和民族精神来蛊惑民众的。当今世界的某些独裁专制政府也利用民族情感来欺骗麻痹本国民众,抵制自由民主,从而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我赞同“人权高于主权”的提法。
      9.关于“五四”,我所知甚少,但我坚决认为鲁迅就是中国文化文学以及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至于当今中国极力推崇的大师钱钟书季羡林,我不揣冒昧的认为不过是“在瞎子的王国里独眼龙就成了国王”。

    8. 回复
      荒原狼

      10、我反对民族化的提法,但并不反对民族文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魅力无穷,丝毫不比西方文化逊色;只是二者各有长短,不应取此舍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