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阅读亟待达标

摘要:现状表明,课外阅读远没有达到课程标准要求。历史比较表明,现行课程标准规定的课外阅读目标并不过高。应将课外阅读列入教学计划,采取有效策略指导课外阅读;建立课内外联系,形成开放的课程系统,从而实现课程形态和学习方式变革。

关键词:课外阅读;课程标准;课程形态;学习方式

 

读书关系到国民素质和国家发展战略。正如2010227,温家宝总理在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时所说:“读书关系到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修养,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素质,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一个不读书的人是没有前途的,一个不读书的民族也是没有前途的。”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在课程改革总目标提出,要使学生具有初步的科学和人文素养。[[]]课外阅读是使学生形成科学和人文素养,奠定国民素质基础,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

然而,基础教育阶段的课外阅读现状却令人担忧,远没有达到《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课标》)的要求。

一、“课外阅读”现状与课程标准的差距

义务教育《课标》和高中《课标》均附录“关于课外读物的建议”,不仅列举了古今中外文学名著,还明确提出阅读科学与人文方面的各类读物,阅读范围由文学拓展到广泛的科学与人文领域。

课内阅读与课外阅读是相辅相成的两翼,有必要对课内外阅读量作一简单比较。以高中为例。据笔者统计,人民教育出版社《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包括必修模块和选修模块,每个模块1册书)每册文字量在12万字—16万字,其他版本教科书大抵如此。高中《课标》规定,学生在语文学科获得18个学分方可毕业,即修完9个课程模块(其中必修5个,选修4个;每个模块2学分),按此计算,学生的课内阅读总量为130万字(扣除图片、练习题所占版面,课文文字量还要少),低于高中必修阶段(1.25个学年)的课外阅读量(按高中《课标》规定不少于150万字)。由此可见,按《课标》规定,如果舍弃“课外”,阅读课程失去的不止“半壁江山”。

然而课外阅读的实际情况却与《课标》要求相去甚远,根本原因是受制于应试功利目的。在应试状态下,课外阅读实际上走的是一条伪阅读的“捷径”。

先看初中阶段课外阅读。以吉林省为例,新课程中考年年有四大古典名著试题,四大古典名著因此受到高度关注。但学生读的多是语体文翻译本或缩写本,阅读原著者少之又少。四大古典名著是古代白话小说,小学高年级和初中学生都能读懂。作为母语阅读,没有必要把古代白话翻译成现代语言,况且一经翻译,原著语言韵味荡然无存。更为普遍的应试手段是以电视剧替代名著阅读。文学是语言艺术,用读图方式替代文字阅读,语言熏陶价值无从实现。不仅如此,阅读是读者的二度创作,即“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用读图方式替代文字阅读,就只剩下“一个哈姆雷特”了,它弱化了读者的思维能力,使想象空间萎缩,评价意识淡化。以上是应试状态下“读整本书”的概况,具体的应试手段是用教辅资料替代原著阅读,如“四大古典名著解析”、“四大古典名著题典”之类。其内容包括故事梗概、人物分析、精彩片段等等,每个项目都配置大量应试习题。富有生命力的名著就这样被肢解成习题碎片。总之,应试状态下的这种“课外阅读”其实是失去名著原貌、肢解名著整体的“伪阅读”。

再看高中课外阅读。由于高考不考名著阅读,高中学生连“文学名著题典”之类的习题集也无须看了。据北京大学中文系调查数据,近几年该系新生通读过四大古典名著的学生所占比例甚微。[①]据本人对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1级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硕士生所作问卷调查,全部通读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者不足20%,了解四大名著的主要途径是看改编名著的电视剧。这些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基础教育阶段课外阅读现状,同时也表明,基础教育阶段名著阅读的缺失在高等教育阶段并未得到相应弥补。大学中文专业的学生尚且如此,其他专业学生的课外阅读积累可想而知。这意味着基础教育阶段课外阅读的缺失有可能导致学生与名著阅读擦肩而过,错失良机。基础教育阶段的课外阅读应该为学生打下精神的底子,这一目标任重道远。

文学课外阅读的情况如上所述,广泛的科学与人文阅读更不容乐观。广泛的科学与人文阅读是促进学生个性发展,满足阅读兴趣多元化需求的必要条件,但在实际教学中未能落实。据笔者2006年以来对吉林省10所重点高中所作问卷调查和持续访谈,尚未出现学生阅读科学与人文整本著作的原始数据。

有上述可见,课外阅读现状远没有达到课程标准的要求,不仅阅读量不足,阅读视野也狭窄,没有扩展到广泛的科学与人文领域,这对于学生的个性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前者显而易见,后者不容忽视。但课外阅读的要害并不在此,而在于阅读方式。阅读既是一种学习方式,又是一种生活方式,用翻译、缩写和视图文本替代原著是对语言习得和阅读心智的致命戕害。

二、课外阅读标准的历史参照

课外阅读未能达标,是不是课程标准目标过高?有必要梳理我国语文独立设科以来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的相关要求作为历史参照。

   
现行《课标》对“课外阅读”规定如下。

   
义务教育阶段的总目标是:九年课外阅读总量在400万字以上。阶段目标是:12年级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5万字;34年级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40万字;56年级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100万字;79年级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260万字,每学年阅读两三部名著。依次提出了养成读书看报习惯、拓展阅读面、制订阅读计划等要求。[[]]

   
高中必修阶段(1.25学年)的目标是:课外自读名著(五部以上)及其他读物,总量不少于150万字(《课标》对高中选修阶段的课外阅读没有提及)。并要求:具有广泛的阅读兴趣,努力扩大阅读视野。学会正确、自主地选择阅读材料,读好书,读整本书,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提高文化品位。[[]]

   
现行《课标》的课外阅读要求大致如此,下面梳理我国语文独立设科以来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的相关要求。

   
语文独立设科始于清末戊戌变法后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1902年),时称“词章”,与之相关的学科有“读经”。接下来的《奏定学堂章程》(1904年)将“词章”改称“中国文学”,“读经”改称“读经讲经”。“读经讲经”既与“中国文学”学科相关,又与“修身”学科相关。学习“中国文学”的目的之一是能通解经史,通解经史的目的是忠君、尊孔,实际上体现的仍是“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中国文学”与今天的语文学科性质相同,以中学阶段(五年)为例,课程内容是读文、作文、习字,兼讲中国历代文章名家大略。以现代课程为参照,“读经讲经”属于阅读范畴。按《奏定学堂章程》,“以《孝经》《四书》《礼记》节本为初等小学必读之经”,“总共五年应读十万零一千八百字”;“以《诗经》《书经》《易经》及《仪礼》之一篇为高等小学必读之经”,“总共四年共应读十一万五千二百字”。
中学阶段“学生年岁已长,故讲《春秋左传》《周礼》两经,以备将来学成经世之用”,“五年应共读二十四万字”。[[]]5

   
需要指出的是,当今所谓“国学”,在当时是“读经”学科的基本内容,并非“课外阅读”。从阅读古籍的角度看,学生的阅读量非常可观。今人常说那时科目少,自然有时间读经学文,其实当时开设12门课程,学科之齐备与当今无异,甚至包括“法制与理财”。

   
再看民国时期的课程标准。以《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高级中学公共必修国语课程纲要》(1923年,胡适起草)[②]为例。该纲要规定:精读和略读,每项暂定八种名著为最低之数。取其材如附表所举例。

   
(附录)高级中学应读的名著举例:

 
  组一:1.水浒传 
2.
儒林外史  3.镜花缘  4.古白话文选  5.近人长篇白话文选(以上各种中略读一种)  6.诸子文粹  7.四书(节本)  8.古史家文萃(国策 左传 史记 汉书 后汉书
晋书) 9.王充  10.史通  11.韩愈  12.欧阳修  13.王安石  14.苏轼  15.朱熹  16.王守仁  17.清代经学大师文选  18.崔述(以考信录提要为主,而采他文附之。)  19.姚鼐  20.曾国藩  21.严复的译文选录  22.林纾译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以上各种中,精读六种,略读五种。)

    组二:23.诗经(节本) 
24.
唐以前的诗(选本,注重古乐府) 25.唐诗(选本,注重李白、杜甫、张籍、韩愈、白居易、杜牧诸大家)  26.唐以后的诗(选本,注重苏轼、陆游、范成大、杨万里、李东阳、吴伟业、黄景仁……诸大家)  27.词与曲(选本)  28.戏曲(杂剧、传奇)(以上各种中精读二种,略读三种。)[4]
277278

    在“毕业最低程度的标准”中规定:(一)曾精读指定的中国文学名著八种以上。(二)曾略读指定的中国文学名著八种以上。[4]279

就以上罗列做两点说明:其一,戊戌变法之后设置“词章”科,这是语文独立设科之始;又设“读经”科,古代文化经典成为阅读的主要内容。以现代课程为参照,语文课程涵盖“词章”“读经”两科。如前所述,“读经”介于“词章”和“修身”之间,从修身角度看是德育,从阅读的角度看是语文。其二,民国前期课程标准,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思潮影响,剔除“读经”学科,这是历史进步。作为一场反封建启蒙运动,儒家经典自然被排斥在阅读课程之外,但古诗文阅读仍处独尊地位。

整体来看,清末和民国时期阅读目标并不低于现行《课标》。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阅读材料几乎全是古诗文;二是阅读量大,三是要求读整本专书。即使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国文课程并没有因为提倡白话文而剔除古诗文。作为母语教育,民国国文课程标准依然保持了古代诗文的独尊地位。后来的民国国文标准将保持“固有文化”列为课程目标,至今台湾国文科仍在提倡。所谓“固有文化”其实就是“民族传统文化”,说法不同,内涵基本一致。现行《课标》提倡“读整本书”,清末“读经”学科和民国国文学科课标要求读整本专书,且无“课内”与“课外”之分,只有“精读”与“略读”之别。

总之,历史参照表明,现行《语文课程标准》目标并不过高。

   
三、课外阅读教学策略

   
由上述可见,课外阅读未能达标,并非课程目标过高,实际情况是大量应试训练挤占了课外阅读空间。芜杂的表象遮蔽了语文课程的原点——读书。要破解新课程实施的瓶颈并不复杂,最基本的策略是“少做习题多读书”。

   
1.
指导学生制订课外阅读计划,开展读书活动

课外阅读在《课标》中有明确规定,但实际教学中却放任自流,未能列入教学计划。所谓“课外阅读”,是指在“课堂”之外,而非在“课程”之外。课外阅读既然在课程之内,那么教学计划必然包括课外阅读。

课外阅读计划包括:阅读书目的选定、阅读进度、阅读交流方式、阅读笔记或阅读报告的形成、阅读评价等。如果仅规定阅读书目,没有具体实施计划,阅读目标则难以达成。

课外阅读计划的制订要尊重学生的阅读兴趣。《语文课程标准》中附录了“关于课外读物的建议”,可以作为指导学生选择阅读书目的参考依据。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关于课外读物的建议”所列书目仅供参考,不必拘泥,允许学生在这个基础上选择同类作家作品;二是要扩大阅读的科学与人文视阈,不要局限于文学。关于前者,高中《课标》在列举课外阅读书目时用“如”表明这是举例;关于后者,义务教育《课标》和高中《课标》均指出:科学和人文方面的各类读物可由语文教师和各学科教师商议推荐。语文课程不等于文学课程,科学与人文阅读对于实现
“具有广泛的阅读兴趣,努力扩大阅读视野”的课程目标[3]具有实际意义。

要保证阅读计划的实施,阅读活动的开展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定期进行课外阅读交流、举办课外阅读指导讲座、读书报告会等。既然把课外阅读纳入整个课程系统,就要单独划分学时,设置读书课,用于课外阅读交流与指导。据笔者对长春市中学所做调查,吉林省实验中学、长春市实验中学、东北师大附属实验学校等高中已经从2010级开始每周划分出1个课时的“读书课”。虽然课时较少,但意义重大,是一个良好开端。我们期待课外阅读与课内阅读平分秋色。

2.建立课内外联系,形成开放的课程系统。

   
课内阅读与课外阅读相辅相成,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可分割。必须建立课内阅读与课外阅读的联系,形成开放的课程系统。

从二者的课程价值来看,语文学习“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课内阅读侧重掌握方法,课外阅读侧重阅读积累。

课内阅读与课外阅读的联系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在必修课程中由课内向课外迁移;二是在选修课程中直接选修整本名著。

课内向课外的迁移可以是多元化的。可以由一位作家的一篇作品引发出其他作品,例如课内讲授了苏轼的豪放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引导学生课外阅读苏轼的婉约词;可以由一篇作品联系到同类作品,例如课内讲授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引导学生课外阅读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可以由一部名著节选引发对整部名著的阅读,例如课内读了沈从文《边城》节选,引导学生课外阅读整部小说等等。如此,课内与课外就会形成一个有机的阅读单元。另一种方式或可称为“自助阅读”,即学生自行搜集课内作家作品的背景资料或评论文章,搜集资料过程也是文本解读过程。如此,课内以“讲读”为主的课程形态就会转化为以“自读”为主的课程形态,值得尝试。

读整本书的课内外联系便于在选修阶段实施。欧美国家的课程一直要求学生读整本名著,没有“课内”与“课外”之分;而我国阅读教材一直采用“文选式”,即使是新课程中的选修教材也是如此,实在有进一步改革的必要。关于在选修阶段课内读整本书,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已经有相关表述。例如在
“选修课程举例”概述中指出:“可以选择一本书或某个时期、某一位作者的著作,指导学生用多种方法、多角度地阅读与探究。学生在一段时间里专注地读好一两本书,会终身受益。”在“课程举例三:中外小说戏剧名著精读”中指出:“专选中外小说与戏剧的单部经典,用精读的方法进行鉴赏和专题研讨。”[3]其实,就性质而言,选修课程应该是一门由学生自由选择的,没有“教科书”的课程,实在没有编写“文选式”教材的必要;应该让学生选择一部整本的书,而不是一本“文选式”教材。如此,课外阅读与课内指导就会成为一个自觉的教学过程,由此引起课程形态变化和学习方式变革,新课程倡导的“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就会成为客观诉求。

总之,建立课内外阅读联系是形成开放的课程系统、实现课程形态和学习方式转变的有效策略。

课外阅读能否顺利实施,受考试内容和形式制约。我们期待中考、高考针对课外阅读现状采取相应改革措施,为课外阅读的实施提供必要保障。

 

原载《课程·教材·教法》2012年第3



 [] 据陆剑明在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2010年工作会议上所作报告。

 []《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还另设《高级中学第一组必修的特设国文课程纲要》(1923年,胡适起草),其中包括:(一)文字学引论;(二)中国文学史引论。高级中学第一组注重文学和社会科学,相当于文科。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R]2001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4]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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